国产种业难育创新"种" 研发失衡 同质化严重

　上市公司总营收略有增长，但净利润由正转负;第一轮兼并重组接近尾声，速度明显减缓;水稻玉米制种产能严重过剩，高端经济作物却仍是“洋种子”占绝对优势……种种现象表明，国产种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福建、河北、辽宁等省份调研了解到，近年来，尤其是新种子法颁布以后，我国种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法律法规得以完善，种业公司快速壮大，优秀品种不断涌现，部分种子国产品牌市场份额增加。但由于创新机制尚不完善，导致国产种业研发呈现“谷物过剩、高端匮乏”的不均衡现象，种业发展遇到近五年来瓶颈期。

　　专家认为，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在我国农业、种业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须进一步破除机制体制障碍，加大种业科研投入，完善产学研衔接机制。

　　国产种子扎堆水稻玉米“洋种子”称霸高端领域

　　今年以来，我国种业公司业绩整体下滑，兼并重组速度减缓。专家认为，直接原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水稻和玉米面积调减，根本原因是我国种业研发结构失衡、创新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

　　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7家种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38.5亿元，同比增长6.87%，达到近五年最高水平，但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盈利3.5亿元变为亏损3567万元。其中4家公司净利润降幅在45%以上，最多降幅接近200%，其中3家公司净利润已处于亏损状态。2011年以来，种子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连年下滑，已从最高的11.99%下降到2016年的5.31%。

　　种子企业兼并重组被业内认为是种业壮大的重要指标之一。2013年至2017年，我国种业企业经过一轮兼并重组后，数量由8700多家减少到4000多家，但去年以来，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的速度明显放缓，并购已明显减少。

　　专家认为，研发重心不平衡，是种业当前发展遇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张莉分析，部分种业公司的主营业务集中在水稻和玉米，所以业绩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较大，而利润减少又进一步影响了企业并购的积极性。

　　一组数字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种业研发重心不平衡的现象。据统计，2016年，种子企业申请授权的作物中，水稻玉米有812种，而蔬菜和其他作物加起来仅367种。通过国家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165个，其中水稻玉米和小麦134个，占比81%。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种业研发重心不平衡造成了当前“谷物过剩”和“高端匮乏”并存的怪象。

　　一方面，水稻和玉米种子制种常年供大于求，库存高企。根据《2017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6年期末，杂交玉米种子需求量仅11.5亿千克，但供给量超20亿千克。杂交水稻种子市场需求量仅2.4亿千克左右，但可供种子总量3.6亿千克，也就意味着期末余种将达到1.1亿千克左右。专家认为，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入，供过于求仍会进一步加剧。

　　“种子库存高企之下，一些企业仍大上穗烘干等生产加工线。”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专职董事吕小明指出，以玉米为例，全国共有杂交玉米种子企业近1100家，杂交玉米种子总加工能力达到11000吨/小时，2016年全国玉米种子总需求量为115.5万吨，意味着全国种子企业全部开工仅需105小时就可生产完全年所需的玉米种子。

　　另一方面，种业创新不足，低端同质化竞争严重，高端被“洋种子”占领。吕小明指出，玉米种子企业自郑单958(2000年审定)和先玉335(2004年审定)品种审定至今，没有突破性的新品种。“企业为了生存只好模仿育种，同质化竞争严重，也导致市场监管难题。”

　　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教授周元昌说，近年来国内种业水平虽然有提高，但重心主要集中在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上，而甜菜、向日葵、胡萝卜、青花菜、洋葱等经济作物的高端品种育种创新与国际水平差距仍然较大。比如多数经济作物的“洋种子”仍然占据半壁江山，日本“坂田七寸”占了国内很大的胡萝卜种子市场。越高端的品种被国外控制的比例越高。

　　产业链条脱节严重突破性品种不多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产学研衔接机制不顺畅、企业规模小投入少、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仍不完善是导致当前种业创新不足、结构失衡的三大原因。

　　首先，产学研衔接机制不顺畅，种业发展缺平台。一位曾在国外种企工作的科研人员表示，国外种业巨头已形成分工协同的完整研发体系，形成了专业化的“流水线研发”，而国内种子研发多数还停留在“工匠时代”，仅依靠少数育种专家，研发各环节还是割裂状态，部分育种项目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与市场脱节，具有推广价值的突破性品种少。

　　东南沿海一所农业大学的教授说，该大学一年承担100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但每年能转化成果的项目仅有十多项，其他项目中，除了一些基础学科外，有不少项目研究完了就束之高阁。全国4000多家种子企业中，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仅80多家，不到总数的3%。

　　“在从科研到生产经营的产业链条上，育繁推脱节的情况非常严重，导致总体育种水平徘徊不前，低水平重复。尽管培育了大量的新品种，但突破性品种不多。”吕小明说。

　　其次，企业小而散、投入少，种业发展缺乏动力。专家认为，我国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不利于国际竞争。根据《2017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6年，我国前10位企业商品种子销售额98.89亿元，仅占全国的15.19%，而美国种业前10强占国内种业市值的70%以上。

　　企业小而散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研发投入十分有限。魏巍农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魏巍说，国外孟山都公司和先锋公司年科研投入分别是15亿美元和12亿美元，而国内种子企业年投入最多也就一两亿元人民币。全国种子企业投入加起来仅有40亿元人民币左右，不如孟山都一家。

　　再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仍不完善，种业发展缺“保障”。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丁峰说，2012年至2013年间，先锋公司因涉嫌侵犯孟山都公司专利权以及违反协议被起诉到法院，后两家公司就该项技术专利权达成一项17.5亿美元的新协议。而我国对侵害品种权行为惩罚力度过低，法院一般判赔几万元至几十万元，惩罚力度的巨大差距，带来发展的巨大差距。

　　侵权成本过低造成我国当前仍存在不少种子“套包”现象，即一些小公司用名牌企业包装袋来装自己生产的种子，这严重挫伤了科研人员积极性。

　　辽宁省一家市级科研院所研究员说，从拿到玉米育种材料到育成一个稳定的品种至少需要5年，一旦千辛万苦培育的种子被套包，谁还会耗巨资研发新品?

　　中国农业也需要一流“芯片”

　　周元昌认为，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在我国农业、种业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破除机制体制障碍，打造“创新友好”政策环境，加强种业原始创新，优化种业研发结构，加大种业科研投入，强化分子育种等新技术应用，为种业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注入持续动力，对于确保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产学研衔接机制，并鼓励地方开展联合攻关项目。如福建省2016年启动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集中“产学研政”四个领域的优势力量展开联合攻关，取得了良好效果。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张卫清认为，联合攻关实现了资源共享，打通了各单位衔接点，使材料更丰富、研发更精准、产品更接地气、落地更快速。

　　其次，应优化种业研发结构，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鼓励品种差异化竞争。专家表示，由于水稻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种子技术成熟、商品化率高、市场回报率高，因此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多数科研机构和企业都会选择水稻玉米，导致其他农作物科研水平逐渐落后。建议出台一系列政策，调整国家支持方向，化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强原创品种保护，鼓励企业差异化竞争。同时鼓励具有公益性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一些有利于百姓增收或粮食安全，但缺乏商业利益的农产品种子的研发。

　　其次，应完善品种保护立法，加快品种审定效率，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有必要尽快制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提高品种保护法律层级，增设侵害品种权罪，加大品种保护力度。抓紧农业知识产权反垄断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相关品种保护制度特别立法。部分品种审定可采用DNA测试法，在技术上缩短审定时间，增强企业创新品种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最后，应加强分子育种技术研究，为种业国际竞争做好技术储备。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分子育种技术是未来农业国际竞争的重要武器。我国虽然也有科研院所开展分子育种技术研究，但由于投入力量不足以及缺乏大田试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国外，目前相关仪器设备乃至高等人才全依赖进口。

　　“如果不重视分子育种技术，万一未来与国际市场充分接轨，我国种业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一名长期关注分子育种技术的专家说，建议国家在保障省级科研院所对转基因种子研究的同时，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科研单位进行储备性研究，并保证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力度。